山西秘窟（三） 佛教在晋地的开宗起源——“第二祖寺”显通寺
“第二祖寺”——显通寺
（文明密码——佛教在山西大地的开宗起源）
五台山标志——大白塔
显通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中心区域。
据说该寺是五台山诸寺之首，最初名为大孚灵鹫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中土大地的第二祖寺。北魏时该寺进行了扩建，因为前院有个花园，所以又称为花园寺。唐代武则天因为新译的《华严经》里述及五台山，于是更名为大华严寺。明太祖朱元璋时重修，首次赐名为“大显通寺”，成祖朱棣赐名为“大吉祥显通寺”，神宗朱翊钧再赐额为“大护国圣光永明寺”，简称永明寺。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再次改名为大显通寺。
五台山显通寺
显通寺
那么，该寺最初的建造者是谁呢，具体又是建造于哪一年？
现在普遍流行的说法是，显通寺建造于东汉永平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8年，当时的汉明帝刘庄从西域请来了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用白马驮来《四十二章经》，并在当时的京城洛阳西门外兴建了白马寺——中土大地上第一座佛寺；同年，摄摩腾和竺法兰又来到五台山，看中当地风水后，奏明汉明帝，建起了大孚灵鹫寺，成为中土第二座佛教祖寺。
冬日里凛凛森森的显通寺
作为第二祖寺，大孚灵鹫寺的原点地位太过重要，不仅奠基了五台山寺庙的布局演变，还定位了后来中国佛教文明的进程，所以最好能找到原始史料，探究一下当时决策建造的具体背景。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无论是《后汉书》还是《资治通鉴》，笔者都没找到摄摩腾和竺法兰的任何史料文字，甚至白马驮经之事也没有史料记载。白马寺和《四十二章经》的由来，全都出自一本书：《洛阳伽蓝记》，而大孚灵鹫寺的起源，则来自于五台山的地方志《清凉山志》，不妨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两本书，看看能否找到事理和情理上的蛛丝马迹。
大雪后的显通寺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东魏时期的佛教笔记，简称《伽蓝记》，作者是东魏的抚军府司马、秘书监杨衒之。该书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并称为“北朝文学双壁”，后世将该书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称为中国北朝的三大杰作。
先来梳理一下当时历史。
六世纪中叶，中国北方强大的统一政权北魏开始解体，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建立起北齐和北周，其中，宇文泰占据长安建立起了西魏，高欢控制中原建立起了东魏。起初双方战线在潼关一带，那是关中平原的铁闸，位于黄河和崤山之间，地形上易守难攻，只要守住潼关，东部势力就无法涉足关中，这座天下雄关当时为西魏控制，这样西魏防线牢不可破，相反东魏的洛阳则无险可守，为此，高欢只能借用太行天险，在河北的邺城另建都城，然后逼迫当时已无实权的北魏孝武帝元修也迁往邺城，而孝武帝不愿被高欢“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逃奔长安的宇文泰，这就是发生于公元534年的“永熙之乱”。双方一番兵来将往后，这座北魏孝文帝于494年建立的繁华之极的洛阳城，已被摧残成一片废墟。
公元547年，东魏这位秘书监杨衒之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洛阳，追忆起当时佛寺遍布香火兴旺的盛景，心中大为感慨，于是写了这部佛教文化笔记。伽蓝是梵语音译，意为寺庙、寺院，《洛阳伽蓝记》就是一部关于洛阳附近佛寺的回忆录，内容涵括了当时洛阳一带的历史、地理、佛教、文学。杨炫之著作此书时，距离东汉永平十一年已近500年，关于白马寺的由来由去，杨炫之到底引据于什么史料，如今已无从得知，但是中国寺庙最初源自白马寺，大都引据于此书。
显通寺
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造白马寺并翻译《四十二章经》后，又于当年前往五台山，选址建造了大孚灵鹫寺——这是五台山地方志《清凉山志》的记载。据说两人选中五台山事出有因：其一，当时五台山叫清凉山，佛经《华严经》里说，东方清凉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有案可据；其二，五台山地形与印度的灵鹫峰极为相似，那是释迦牟尼的讲经之所；其三，据说两位高僧到来之前，五台山上已有了一座佛塔，于是，就在这座肇始佛塔的边上，两僧又建起了大孚灵鹫寺，这座山头也因此被称作灵鹫峰。
显通寺大殿
《清凉山志》这些描述看似有根有据，但是仔细分析，有些解释是非常勉强的，有的则是根本说不通。
首先，《清凉山志》说两僧在洛阳建寺译经后就前往五台山，建座寺庙需要多久，译经又要多久，能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完成吗？两僧纵然神通广大，完成建寺和译经后，还没等屁股坐热，也没完成门徒招收，更没形成制度管理，就草率赶往五台山了吗？
其次，既然是来华传教，自然是希望尽量扩大佛教影响力，笼络更多的信徒，两僧已经来到了当时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中原地区，为何不在周边就地拓展发扬光大，而要舍近就远北上荒凉的五台呢？要知道五台以北就是塞外，当时南匈奴尚在，边境并不稳定，在此传教随时都可能遭遇意外，一捻香火尚未燃旺，就有可能被掐灭了烟头。两僧来自西域，经河西走廊和西安方向过来，从漠漠黄沙走到了富丽中原，此时如想继续传教，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自然风光考虑，都不应该是北方，而是东方或南方。
再次，《清凉山志》说《华严经》认为东方清凉山是文殊道场，五台山又素有清凉山之说，所以两僧选择了五台山。这就更不靠谱了，因为《华严经》在中土有三种译本，翻译时间分别为东晋和大唐，就按最早的东晋来推算，那也要到公元317年以后，距离汉明帝时代已过了两个半世纪，不可能有后因再有前果。
第四，也就是唯一可用作实证的，就是大孚灵鹫寺建造之前，五台山上已有了一座肇始佛塔，这就怪了，既然是最早的祖师庙，又怎会有更早的佛塔，若此事属真，那佛塔又是何从而来呢，果真是释迦牟尼显灵，文殊菩萨弘法？
看来还是必须校核一下史料，辨别一下真伪，才能验明大孚灵鹫寺真身。
显通寺眺望大白塔
《清凉山志》的撰述时代是清朝乾隆年间，距离东汉过于遥远，其记述的五台山文殊清凉道场出自《华严经》一说，明显颠倒了历史次序，构不成因果关系，应是僧人们的自我标榜，乱加附会，况且乾隆都认为此书“体例具有未当”，派人予以重修，所以该书的史料真实度并不可靠，不足以引作为证，那么，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关于白马寺的记述又如何呢？
唐朝散文大家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言道：“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韩愈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人物，宁可得罪皇帝也反对佞佛，所以该文可信度颇高，且得到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确证：“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节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练精神，以至为佛；善以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象，而王公贵人，独以楚王英最先好之。”这段文字说得很透彻了，汉明帝确实遣使迎来了天竺僧人，《资治通鉴》的可信度毋庸置疑，所以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的记述是可信的。但是，所有这些史料都只能证实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祖寺，并无任何资料证实大孚灵鹫寺的相关传闻。
显通寺
直接的历史记录无法论证大孚灵鹫寺的身份，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妄加否定，不妨再梳理一下上述史料，看看能否筛选出一些有用的证据来。《清凉山志》前两个观点不足为证，但第三个观点中描述的那座佛塔至关重要，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大孚灵鹫寺第二祖寺一说就能归真。据说这座佛塔至今尚存，名叫慈寿塔，就在显通寺隔壁的塔院寺内，被那座著名的大白塔包裹着，这一说法看似有头有脑，其实却是一桩无头悬案，因为无法亲眼目睹，除非拆除白塔或者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内部扫描，方能还原这段历史真相。
这座肇始佛塔如果真的存在，不仅大孚灵鹫寺的历史身份得到了肯定，而且还说明，明帝迎请两僧来华之前，佛教其实早已传入了中国，这可能吗？
不仅是可能，而且还有历史明证。
历史悠远的大白塔
裴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引用了魏鱼豢所著的《魏略·西戎传》中的内容：“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这是中土最早的佛教入传的史料，所以尽量详细摘录，不妨先来考证一下此书的可信度，再来推理相关内容的真伪。
裴松之是位治史极为严谨的史学家，他在《三国志》注释中大量引用了魏鱼豢的《魏略》文字，《魏略》早已失传，今天能看到的《魏略》内容，全是承蒙了裴松之的引论。魏鱼豢是位极具风骨的治史人，他在编撰《魏略》时不避嫌疑，大量记录了当时权贵的丑事，包括曹操、曹丕、司马懿等，管你权位高下，我都一概予以记录，可见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硬骨头，撰史十分注重客观公正，即便得罪权贵也绝不妥协。这种人的文章作品永远不要去怀疑，那是用生命去求证来的史实，可信度绝对百分百，若非如此，也不会赢得裴松之大量引用。所以，别说是《洛阳伽蓝记》和《清凉山志》，就是正史《汉书》、《后汉书》以及《资治通鉴》，史料可靠性都未必如《魏略》。
所以《魏略》记载的伊存口授浮屠经给博士弟子景卢之事，应该是确凿可信的，也就是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的使者名叫伊存，口授了浮屠经给汉朝一个名叫景卢的人，此人是汉朝博士教导的学生。这是佛教入闻于中土的最早记录，景卢接受的只是佛教经文，只能算是思想和精神入闻，而非形式和载体入驻。至于造成什么影响，是否上达天听为汉哀帝所闻，那就难以考证了，即使听闻了也没有意义，因为西汉政权很快就为王莽篡夺，但此事能为《魏略》所记录，说明肯定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广泛影响，一传百传进入了魏鱼豢耳中，所以佛教的精神思想应该是这个时候进入中国的，这比东汉明帝迎请两僧要早上70年。
裴松之引用的《魏略》内容还提及了浮屠经文和老子思想之间的关系：“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所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这段文字极富内涵，浮屠经所记载的思想和老子的《道德经》思想“所出入”，这里是异曲同工之意，有何异曲同工呢？上面《资治通鉴》中提到：“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将这段文字提炼一下，那就是：虚无，慈悲，精神轮回，善恶报应……这分明就是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难怪有“老子化胡”一说，可见在文明诞生之初，东西方哲人在一些基本思想上形成了共识。这本是一段佳话，可惜遭遇了宗教形而上学的曲解，最终演变成神佛层面的你争我斗，《老子化胡经》和《大云经》更是将这场争斗上升成一段宗教官司。公元前六世纪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为光辉闪耀的一个时代，前571年、前565年、前551年，老子、释迦牟尼、孔子先后诞生，奠定了东亚和南亚文明的基调，最终三教汇流成中华文明2500年纲脉。
此外，《魏略》还提及佛教徒有29种名号，有点百花齐放群星璀璨的味道，只是后来被道安统一为一姓，多少有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惑，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释迦牟尼意为尼泊尔释迦族的圣者，你要统一成“释迦”也就罢了，竟不伦不类地统一成“释”性，如此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式的冠名，不要说不尊重基本的文化传统，就连起码的语法规则都不遵从，可见本来多元开放的佛教，汉化过程中遭遇了怎样的个性阉割。这些都是最有价值的原始史料，但跟本文探讨的话题并无直接联系，这里就不再阐发。
大白塔
所以，两僧入五台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景卢传人早已在五台山建起了佛塔，得闻这个消息后，两僧仿佛获得了精神开光，当即赶往五台山寻证，获得确证后，两僧便在佛塔边上建起了大孚灵鹫寺——推理可谓是完美无缺！
然而，由于西汉哀帝和东汉明帝之间缺少史料佐证，所有的猜想和推理是否可靠都只能取证于这座肇始佛塔。如今显通寺隔壁的塔院寺内，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白塔，高75米，周长83米，据传是由尼泊尔匠师阿权尼哥操刀，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明永乐和万历年间先后重建，如今成了五台佛国的象征，而传说中的那座肇始佛塔——慈恩塔，就藏身于这座大白塔的腹中。
大白塔
这座肇始佛塔真的存在吗？看来唯有导入现代探测科技，进行超声波透视或X光成像，才能还原历史真相。诚如此，那就功德无量了，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