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迟点到单位”，可单位却再也没有等到他……
“给我同事打电话，我要迟点到单位。”这是广州市花都监狱民警黄淑凌临终前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诀别。
9月1日早晨，黄淑凌和往常一样，正准备出门上班，突然眼前一黑，就在倒地时，他抓住一旁的妻子说：“我感觉不好，赶紧给我同事打电话，我要迟点到单位。”旋即一头栽倒在地。随后，黄淑凌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不幸的是，7天后，黄淑凌还是因颅内出血严重，生命定格在了56岁。近日，记者从黄淑凌生前所在单位了解到了他生前的故事。
他把事业当作家业去干
黄淑凌年轻时，子承父业，成为“两劳”系统的一员。1980年，他从广东乐昌农场被调到赤坭“一矿”，一开始分在机械队土方组，主要负责矿山土方的开挖及运输。
花都监狱的前身是广州市第一劳教所，外称“新生石矿场”，内称“一矿”。当年，这里的工作环境是出了名的苦。
职工们“蜗居”在矿山半山腰的草棚泥房里，甚至是深达数十米的“塘底”，常年石灰尘弥漫，炸石声震耳。到了夏天高温炽人，冬天北风刺骨。在这样的环境中，黄淑凌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两年后，黄淑凌因“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踏实肯干”，被调到了“一矿码头”大队，组织劳改劳教人员把从“塘底”开采出的石灰石装运上船，再通过河道运输送到外地。
当年的码头大队呈现“用水难、用电难、出行难、劳教管理难、娶媳妇难”的“五难”困境，工作没日没夜，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披星戴月，几乎没有节假日。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黄淑凌一干就是20个年头。他从最基层的带班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码头”成长为所里的中层领导干部。
黄淑凌常鼓励年轻民警：“要把平凡的事业当作家业去干，脚踏实地，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心里永远装的是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与黄淑凌同年调入的王东生提起往事，眼圈湿润。他回忆道，在码头的那十多年，黄淑凌吃了许多常人想象不到的苦。
一年365天，黄淑凌几乎天天“泡”到大队里。每逢节假日，他都会主动把与家人相聚的机会让给有需要的同事，过年时，他还会自掏腰包，买一些日用品给家庭有经济困难的劳教人员。
身体每况愈下他曾直言宁愿在岗位上倒下
从2001年开始，黄淑凌先后经历了6次大的手术。他的胆囊被切除，胸椎因钙化只能嵌入金属进行内固定，到2016年，又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不得不再次实施直肠改道手术。
这些外人根本无法想象和忍受的痛苦与折磨没有击垮黄淑凌，他始终以乐观、积极向上的一面对待周围的亲朋好友。
2016年，刚做完直肠癌手术，还处在术后恢复期的黄淑凌得知监狱整体搬迁的消息后，顾不上自己的身体，立即申请上班。
为了工作他不得不在身上绑着排泄袋，在单位负责带罪犯家属会见，每天进出监管区至少4次。有时还要在会见办理大厅给有需要的罪犯亲属宣讲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帮他们排忧解难。
“我是看着我们监狱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所以我也希望花都监狱能看着我顺利地交出接力棒。如果实在不行，我只求上天不要让我躺在病床上离开，我更想站在岗位上倒下……”黄淑凌曾和同事提出自己的担忧。
没想到多年以后，一语成谶，黄淑凌永远离开了奉献一生的工作岗位，那句“我要迟点到单位”再也无法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