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盗与倭寇合流

15至16世纪是世界历史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方与东方历史交汇，而西方与东方的历史交汇是通过航海进行的，因此它首先影响中国海盗的活动。

这时期，欧洲国家工商业发展，国力强盛，有些国家对外扩张势力，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组织舰队和武装商船队，向世界进军，到非洲、美洲和亚洲掠夺财富与开拓殖民地。最先航海到东方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稍后东来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葡萄牙殖民者先后侵占广东屯门岛、浙江双屿港和广东澳门。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一度侵略台湾。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

在这期间，虽然有的海盗首领在从事亦商活动时曾经“通番”、交通“夷人”，但他们只是出于贸易目的，即为商业经济利益所驱使，少有军事性的联合行动。与倭寇的关系则不一样，中国海盗视倭寇为“同盟军”，与之合流，共同行动。这种合流为嘉靖时期海盗活动的一大特色。

中国海盗与东洋倭寇合流是按照“海盗、贸易、战斗”方式进行的。贸易与战斗(战争)促使海盗与倭寇合流，合流推动海盗活动走向高潮。

明代海盗从事亦商活动，先是与葡萄牙人及荷兰人私通贸易，但他们大多数人很快与其分道扬镳，转向东洋，同日本人建立密切的商务关系。

从中国方面看，明代中期，国内工商业发展，海商活动空前活跃，他们反对明王朝海禁和垄断海外贸易，要求民间自由贸易，出洋兴贩。

明初，明王朝实行闭关锁国，厉行海禁，不准商民浮海通贸海外。朝廷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设市舶司，主持外国“贡市”，规定宁波通日本，十年一贡〔后改为三年一贡)，船无过三艘，人无过二百(后增至三百人)。对日本贡期、船艘和人数的硬性限制，不能适应中国和日本双方贸易发展的要求。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罢市舶，更是违反国内(特别是东南地区)商业经济发展的趋势。不符合“华夷同体”，“有无相易，邦国之常”的准则（《徐光启集》之《海防迂说》）。

海禁造成相反的后果，因为禁之愈严，则物价愈高，而趋之者愈众，无法禁绝民间海上自由贸易，“闽、越商船贩海，未尝禁绝，皆私行耳”（《明经世文编》之《论东倭事情揭帖》）。兴贩东洋可“得利不资”，故浙、直、闽、粤商贾竞相造船运货往日本贸易。形成“官市不开，私市不止”的状况，是东南沿海商民经济活动的自然趋势。在中国海商的推动下，日本人掀起一股通商中国热潮。

从日本方而看，同中国通商贸易关系到国计民生，“倭日服饰、器用，多资中国，有不容一日缺者”（胡宗宪《筹海图编》）。日本人需从中国获得丝、丝绵、绵绸、绵绣、布、铁锅、铁链、漆器、水银、药材(甘草、川芎等)和古钱、古书、画等物（姚士麟《见只编》）。

随着日本国“文物渐繁，资用日广”，从明王朝“贡市”所获货物不足“供一国之用”。由于中国货源短缺，以致日本国内货价腾贵，百斤湖丝价白银五、六百两，丝绵百斤价白银二百两，红线〔缺货时)一斤价白银七十两，川芎百斤价白银六十余两，大铁锅一只价白银一两，一针价白银七分。这些货物价银比中国原价高出十倍以上（《筹海图编》）。日本产的硝黄、铜、刀、扇等货物，运贩中国，也可获十倍以上之利。中日贸易利厚，日本人争相驾船到中国互市。他们货船航达中国后，避开官方“贡市”，同中国商民“私通市舶”。

明王朝“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明史》之《食货志》）。日本海贾“其人利互市，留海滨不去”（《明会要》之《日本》），在浙江双屿港，福建月港、梅岭与安平港，广东南澳岛等地，私行互市，“凡番货至，辄主商家”（《明史纪事本末》之《沿海倭乱》）。中国商家负责济渡日本海贾与承揽“番货”。《明史·朱纨传》云:“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漳、泉人为多，或与通婚，假济渡为名，造双桅船，运载货物。将吏不敢诘也”。这反映了中国海盗与商民同日本海贾合流已成趋势，最后酿成倭患。

倭寇起于元代至元间。明初，倭患虽已为海疆问题，但未酿大乱。至嘉靖时，中国海盗与倭寇合流，倭患爆发，东南千里海疆同时告警。这场战乱的爆发，中国与日本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根源。

日本后醍醐天皇时，国家分裂为南北朝。后来南北朝统一，足利义满当权。西南诸侯组织武士、商贾和浪人驾船航海到中国，侵扰沿海各地。其时，日本处于战国时期，出现“六十六国互相争长”局势。足利将军家不能独霸中国“贡市”，大小诸侯争相派船到中国互市，有萨摩岛津船、丰后大有船、周防大内船与天龙寺等大寺院贸易船，还有濑户、九州海盗和商人船，平户与穷人也参加通商中国的活动。

初时，日本人驾船来中国，“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蔡尔康《中东古今和战端委考引》）。自罢市舶后，日本人航海到中国通商贸易并不顺利，“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者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郑晓《吾学编》），倭患由此而发。

倭患起，倭寇踞海岛，攻掠海滨城乡。由于明王朝政治腐败，“官邪乱政”，“人情忿恨”，“强者奋臂欲泄其怒”，出海当海盗。“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倭。凶徒、逸囚、罢吏、黠僧，以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奸细，为之响导”（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为“图饱暖旦夕”，“海滨人人皆从贼”（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

海盗与倭寇合流，中国人数居多，真倭人数寡。郑晓《吾学编》说：“闽、浙、江南北、广东人皆从倭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直十之一、二”。屠仲律《御倭五事疏》也说，在倭寇中。“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在广东，除了少数真倭外，余皆从倭之众。在倭寇中的中国人，有的是被强迫剃发胁从，以为驱使；有的则自行髡发椎髻，身衣倭服，打扮为倭；也有中国船挂倭寇幡旗的。

由于海盗与倭寇合流，因而有一些海盗首领“勾倭”之事，金纸老、许栋(许二)、李光头、王直、徐海、陈东、叶麻、谢和、毛烈、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李崇山、沈门、林国显、洪迪珍、张琏、吴平、曾一本等人，为借助富倭之资与贫倭之勇，招引倭人，甚至与倭寇合伍，攻略东南沿海。正因为如此，明朝军民抗击倭寇时，海盗也就成为攻剿的对象。在官兵平息倭患的过程中，“勾倭”的各股海盗也先后败亡。

还必须指出一点是，在海盗与倭寇合流中，真倭人数虽不多，但他们的破坏性很大，“倭奴蹂践，梓里丘墟”（《徐光启集》卷十《复太史焦座师》），“沿海数千里，生灵靡不荼毒”（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四《福建倭变记》），“积骸如陵，血流成川”（郑晓《吾学编》四，《皇明四夷考》上卷《日本》）。

倭寇侵掠，使东南沿城乡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

读后记：明朝对外政策出现严重问题，防民过度，没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