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墨斯秘教：以传授秘密教诲与技术为主体的知识性救赎

作为一个以传授秘密教诲与技术为主体的知识性救赎宗教，赫尔墨斯秘教主要形成于希腊化时期及罗马帝国时期，在此扩大化的希腊罗马世界背景中，它本身的内容与其发生学，是探究东地中海区域思想文化与知识交流融合现象的上乘案例。

自文明的星火在东地中海地区点燃始，西亚北非地区与希腊世界便同处于一个交流网络中，西亚北非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为古希腊智识的繁荣提供了充足养分。在赫尔墨斯秘教产生之前的漫长时代。

西亚北非地区的天文学、宗教观念与神话叙事、冶金技术等知识便已影响了希腊世界的诸多方面，赫尔墨斯秘教不过是西亚北非地区与希腊世界长期交互的精神硕果之一。换言之，西亚北非地区所传入的知识为古希腊人所借鉴吸收，成为其后古希腊辉煌的精神文明中的坚实砖瓦，其中的宗教观念与技术知识是赫尔墨斯秘教体系建立的必要准备

赫尔墨斯文献在实际上有着起码两种的埃及文献先例：一为归属于托特神的祭司神秘文献，二为所谓的“智慧或教喻文学”。前者之中的代表便是《托特之书》，一般认为其创作时间为公元前后，与《赫尔墨斯文集》相近。

《托特之书》以世俗体埃及语写就，是收容了可上溯至新王国时代的知识杂集，埃及本身的教喻文学、丧葬文献、宗教、地理和博物知识都对其有所影响。从其师生对话录的体裁和所载内容上来看，存放于神庙“生命之屋”内的《托特之书》很可能有一定的秘传性和指向性，并非面向普通知识分子。

一如《赫尔墨斯文集》，托特神在《托特之书》中作为授业导师，教授各类知识、德行和敬神仪典、阳间与阴间的风物。在师生式人物形象、对话录体裁、论述神人宇宙关系等方面二者呈现出的相似性，均可见《托特之书》对《赫尔墨斯文集》的深刻影响。

但《赫尔墨斯文集》并非《托特之书》的希腊版本，二者又在文化表征、哲学语汇、核心神祇、文本性质等本质特征上有所区别。在埃及的神秘知识传统之中，不仅仅只有《托特之书》，自“古王国时期就有一种叫作‘掌管秘密者’（Hry-sStA）的头衔，多为高级官员或祭司。”

此外，还有着《神庙之书》《法雍之书》《努特之书》以及神话手册、祭司手册等难以触及与学会、在祭司或知识精英间秘密传授、与天文、地理、宗教、仪典、历法、魔法等方面相关的知识。

自古王国时期便出现的古埃及教喻文学也是赫尔墨斯文献的隐源，教喻文学多采用箴言或格言的形式，自上至下地训诫后辈，其主题与所谓“智慧文学”紧密相关，例如个人的教养、言行举止、人际观念、敬神方法、家庭关系等等，往往从具体说教出发，终为体现对美德、良善处世等思想。

首当其冲的便是古埃及人的历法与观星成就，古埃及人使用的太阳历每年有十二个月，每个月有三十天，每年年底再增加五天，共计三百六十五天。但实际上最后附加的五天只是精确回归年的需要，本质上的太阳历是一个理想化历法。

随着天象档案和天文经验的不断累积，周天被划分成多个不同区域，连同各天体在不同时刻所处的不同位置记录一起，构成了星图或天宫图（Horoscope;ὡροσκόπος）。以三百六十为总数，黄道带上的恒星被分为36个星座组，每部分占周天360度角的十分之一，同时每月三十天被三分，每十天为一组，称为旬星（decan）。

其名称源自希腊语数词“十”δέκα，每组旬星都有特定名称以及与之相关的神祇，旬星之说为后来的十二宫论奠定了基础。每十天就有一组旬星在东方地平线上行起，预示着新旬日的开始，古埃及人以此来精确判断季节，但旬星不仅仅只用于历法和计时，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测量或标记夜间不同的时间段，祭司依靠它们来安排仪式时间。

古埃及第九或第十王朝起始，旬星与占星术结合产生了旬星占星术（DecansAstrology），这也是希腊占星术的根源之一。在时间测量上，希腊人每月亦分三旬，称某日为某月某旬第几日，该日若在下旬，则可顺序或倒序称之。

古希腊本土的原始天象神谕与天文观测记录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但其星空认知、历法是在更先进的西亚与北非天文学的影响下得以发展的，在天文学与占星术密不可分的时代，这些知识引进与影响最终会导致一个同时拥有巴比伦、埃及与希腊元素的占星术的出现。

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融合了巴比伦的预兆占星术（OmenAstrology）与埃及的旬星占星术后，希腊占星传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星图占星术（HoroscopicAstrology）得以在埃及建立，它以严密绘制的星空图表来分析某一特定时刻的性质，并进一步解释此时刻的天体位置所透露出的星象机密，这一机密往往关乎某物的起源与命运。

此法测算并记录了于特定时刻和地点、以黄道带为参照，在东方地平线之上所升起的星座及其上行程度，这一系列的记录点便是上行点或称上行星座（ascant）。因为上行点在时空上的具体性和有限性，占星师便将它们与人类个体各成长阶段中的不同环境和条件联系起来。

虽然巴比伦占星师已观察到了这些星座的上行时间，但关于上行点的具体情况则不甚明朗，至公元前3世纪，波斯人具体地确定了上行星座序列，并得到了大致时间。希腊人，尤其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学人在吸收了这些观测成果后，将“时间”与“观测”二词相组合以称呼天宫图，这也是希腊天文学对埃及和近东天文学的借鉴在命名上的一个反映。

此外，埃及人认为宇宙是流动的，在混乱与和谐之间摇摆，其中能够实现创造的重要力量为赫卡（heka），能够为人所利用，故而埃及有着庞大的魔法或巫术施行群体，因埃及人并不区分神圣与世俗、自然的高低，所以埃及的宗教、医学、军事行动、庇佑、日常情爱等方面几乎都与魔法实践产生联系。

弗雷泽曾提出相似律和触染律两大巫术思想原则，相似律认为同类相生、果必同因，故而以模仿他物为主；触染律认为人物之间的联系是无限的、持续的，故而以影响他人他物为主，由此而生交感巫术，与应用类巫术共为两大类巫术。

在埃及魔法史中，两类巫术及其分支都有着大量的文献与实物例子，总体而言古埃及魔法是偏保护性的。文献类例证诸如上文提及的希腊魔法纸草、载于各式载体的咒文以及其它与魔法有交叉的纸草。韦斯特卡尔草纸（Westcarpapyrus）载有两位诵经祭司沃堡奈尔（Webaoner）和扎扎艾姆安赫（Djadjaemonkh）施展魔法之事。

以死亡和复生为主的金字塔铭文以及棺木铭文中的魔法咒文俯拾皆是。现存的八篇重要医学纸草中，艾伯斯（Ebers）医学纸草、伦敦医学纸草、柏林医学纸草等文献都含有大量的巫术与魔法内容。

“古埃及人并不会把医学和魔法严格区分，也不存在一个医学和魔法割裂的时代，更不存在魔法对医学的腐蚀。直接计算魔法在医学文献里的比重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咒语的泛用性可以覆盖所有药方。”

埃及魔法实践的实物例证更是数不胜数，护身符、巫术雕像、木乃伊、各式墓葬甚至神庙本身，实物例证往往刻有魔法咒文，也作为文献例证的一部分。例如中王国时期的国家巫师为维护国家统治稳定和军事行动顺利而施行的偶像魔法，对叛乱者进行诅咒。

埃及广泛的魔法应用与实践所依凭的魔法世界观念、历史传说，为赫尔墨斯秘教留下了魔法符号、神话母题、神性概念等方面的遗产。埃及地区的神灵崇拜、宗教及魔法深入至国家、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诞生了大大小小的神秘行业和庞杂的宗教知识，形成了宗教与魔法互为表里、又有着强烈的知识表达的整体神秘文化传统。

在大变革的时代，埃及这些割舍不掉的文化传统与环境同时作为历史资源和发源场所，为赫尔墨斯秘教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