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国家形成线（五）

在种植业出现之前，人类的食物供给并不充足，家庭家族的人口规模很难大幅度增长，对土地的“占有需求”也不强烈，所以家族的扩张与“兼并重组”很少，只是偶尔有“游猎”家庭路过定居家庭的地盘，出现“战争”或“合并”（偶尔有合并，应该也是联姻的方式，以实现亲情维系家族秩序）。

大约在12000年前开始，种植业出现并慢慢成熟、传播、普及（江西出土12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植硅石”、湖南出土9000年前的“水稻壳”）。家族的规模快速扩大，对“种植用土地的需求”突显，扩大生存区域成为必然；“相邻家族”终将相遇。（中华民族“种地基因”、“战斗基因”的由来）

开始时可能更多的以“侵占”的方式实现“合并”，胜利者“屠杀、奴役或同化”失败家族，建立部落。内部秩序（家族文化）合理稳定、让人身心健康、体力充沛的家族，显然更容易占据“优势”，成为胜利者。期间，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判断标准”秉持“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对”的“实力原则”。

“实力原则”是由“基于动物本能触发的”价值观驱使：为了“自己得到好处”，在“有力量优势的情况下”，使用力量“占好处”。“实力原则的是非判断”将永无终点，由此催生出“人性的贪婪”。可以说：实力原则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价值观型社会文化”；和善恶文化相比，只是“发育程度”不同。

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实力不可能永远处于优势。“实力无法扩张”时，社会将处于“存量价值状态”，这时，部落内部基于“实力原则的是非判断”，必然导致冲突不断，“人人自危”。部落将无法维持稳定的秩序，也无法继续繁荣发展；终将动荡、分裂重组，或“因内部秩序不稳定而导致战斗力下降”被其他部落“吞并、肢解、同化”而消亡。

也就是说，基于“实力原则的是非判断”形成的社会秩序存在不确定性：在可以扩张、有“增量价值”时，“大家一起有饭吃”，内部矛盾被“弥合、掩盖”，形成相对稳定的秩序；如果不能扩张、处于“存量价值”期，“实力原则”会导致“零和博弈”的出现，内部矛盾会“出现、激化”，部落秩序必将被破坏，部落终将消亡。

由此，社会文化的“生命力”显现：不同的“是非观”，会导致部落内部秩序的稳定性不同。如果社会文化不能促进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保障社会长久稳定地存续发展；社会无法存续，文化自然也会消亡。传导机制大致是：社会文化能保障社会有稳定的秩序，让社会成员“安居乐业”、“身心健康”，促进人的繁衍、健康成长、进化；部落的整体实力必然提升，得以生存延续。如果社会文化造成部落“人口起来越少、人起来越蠢”，消亡是必然。

当“文化是非观”出现，无论是扩张期还是“存量价值期”，部落内部始终可以保持相当稳定的秩序，部落得以长久稳定地发展，实力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也就不容易“消亡”。可以说：“文化是非观”比“实力原则”更高级、更先进、更有利于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会让部落稳定、繁荣，不断壮大、发展。

（人类至今共留存有三种“适用于全社会的是非观”：实力原则、法律、文化是非观。法律也可以“断是非”，是“人造秩序”，也算社会文化；但法律是基于“统治力量或部落协议”产生的，仍然是以“实力为基础”。或许，百年、千年后，文明发展普及，会成为下一个社会是非观。）

有条件的部落，开始进行更系统的内部分工，“有意识地建设文化和军队”，明确是非/荣辱的标准（比如奖励战斗中“英勇的人”），形成更完整、更有序的“社会活动模式和秩序”：

大多数劳动力负责“生产”，保障部落成员的生活所需（经济的起源）；

设专职或兼职的“战斗人员”，负责征战或保卫部落安全、维持内部秩序（军事、安保的起源）；

有人负责“研究”种植、养殖、存储、工具（包括战斗工具）等各种生产生活技术（科技的起源）；

有人统筹维护管理社会秩序——“社会管理者”，维持部落稳定高效运转、繁荣、延续（政治的起源）；

能长久存续的部落，一定安排“能人/闲人”专门总结、研究、传播“道理、思想和管理要求等”，如“祭司、谋士、先贤、牧师等”（文化、文明和教育等的起源）。

至此，部落转变为国家：拥有明确的土地范围、定居的人民、明确的社会文化和相应的维护力量。（社会文化的类型、“发育程度”会不同。维护力量包括对外征战守卫的力量和对内维持秩序的力量）

部落（国家）之间，也会和族群之间一样，在“日常生活半径”触及的范围内，出现摩擦、征战。内部结构越健全，社会各领域越“先进”，部落的综合实力就越强。

先进的部落更容易“占领或兼并”其他部落；占领后如果能完成“统一、发展社会文化”，部落（国家）就能稳步扩张、长期稳定地存在发展。否则，部落终将被其他部落“吞并、肢解、同化”，所有部落成员将被“屠杀、奴役或同化”。（“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由来）

大约在7000年前左右，中华大地上应该出现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本文称这种“有完整社会演化过程、自然成长”建立的国家为“原生文明国家”。中国应该是这个蓝色星球上唯一的原生文明国家。（“统一的社会文化”是中国为什么有56个民族，但仍能形成稳定国家的根本原因）

除了像中国这种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中华大地上）“自然成长”形成的国家，地球范围内还有其他“建国”方式形成的国家。（国家范围受“日常最大生活半径”制约）

1925年在捷克下维斯特尼采(DolníVěstonice)地区发现3万年前的捷克布尔诺女陶像，说明：在地球的其他地区，差不多的时期都出现了“制陶技术”；中华民族选择研究“烧制瓦罐，发展煮/炖之类的烹饪技术”，西方选择了“表达（姑且这么称之）”。

可以“抽象”地理解为东西方人类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选择了“内涵式发展”，努力在内部发展“技术”、挖掘潜力，建立更“舒适、高效”的生活模式，最终形成“中华文化”。西方选择了“外延式发展”，仍然过着“游猎式”生活，“到处寻找‘眼前能用的’生活资料，满足更好的生活”，最终形成“西方文化”。（应该是“跑马圈地”的由来；因“日常最大生活半径”制约，二者很长时间没有交集）

在部落形成过程中，人性中的“占有或依附”选择得到充分衍化，出现“不同建国类型”的国家。

占领建国：“游猎”族群在到达或发现“自然条件更优越、资源更丰富”的地域，出于“更好地生存或贪婪”，必然企图“占有、奴役”，这时必然与“原住”族群产生冲突。

有的游猎族群会选择“屠杀原住民”，占领“原住部落”的土地及资源，实现占领，成立国家，就像“美洲大陆屠杀印地安人”。

这类国家的内部秩序（社会文化），必然由“占领者决定”。

协议建国（联邦国家）：“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在“势均力敌”或为了尽可能避免自身损失的情况下，有的侵略部落或相邻部落会与“原住部落”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占有或共享”建国，成立“联邦”国家，各部落成员仍然“遵循各自的文化秩序”。

而这种治理规则须体现、平衡“各部落的利益”，否则无法“协商一致”。“社会管理者”（国家的政府机构）只能由“各部落代表”通过“选举投票”等所谓“民主”的方式产生，其“社会管理者”职能也就只能是“维护、平衡不同部落的权益”。

但力量永远是“相对的”，秩序也就会是暂时的；“失利方会想尽办法，择机推翻不公平的秩序”，国家随着“内外部力量的变化”，可能会“动荡、分裂、解体”。

殖民建国：如果“游猎”族群原来“领地”生存条件优渥，能足够承载族群生存，发现其他“好地方”，在人性贪婪的驱使下（“贪婪”是人性思维不发达、先天属性不完整的表现。“人性”章节有述），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源，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一般会选择“殖民”建国，宗主国直接统治或扶植殖民地的部分势力代理国家治理，其目的仅仅是“掠夺资源”。

无论是“占领”、“协议（联邦）”还是“殖民”建国，在国家内部，如果无法诞生“文化是非观”，不同文化背景的国民必将遵从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参与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只能以“由协议生成的法律”来维系，这就是“法治社会”的本质。（前面提到：价值观、审美观永远无法取得社会共识）

这种情况下，国民在社会活动中，必然遵循不同的社会理念、追求不同的“人生意义”，体现出的需求、诉求也肯定不同，这样就会分成不同的“种族、派别乃至阶级”；社会出现所谓的“多元文化”。

而治理国家的政府机构是遵循“协商结果”组建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维护、平衡各部落权益”，几乎不可能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谋发展”、建立统一的社会文化。所以，无论是联邦国，还是合众国，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合众国略有不同，相当于占领一片土地，“开个公司，吸引别人来打工”）。

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建国方式，宗教建国：约9000年前，人类出现想象力；约在四五千年前，人性的想象力、抽象思维基本成型，也创造出了“文字符号”。为了“解释世界、认识世界”，想象力出现不同的发展方向——理智与幻想。其中幻想“凭空创造”出各种“神（话）”，并通过“文字符号”传播，诞生宗教。

宗教的教义往往较“全面、系统”地描述了“世界的由来、生活模式及行为规范与要求”（世界的由来有文明的属性；生活模式和行为要求属于文化范畴）。宗教教义得到传播、被部分人接受遵从，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而这种民族在“地域”等外部条件允许时，成立的国家就是“教派国家”。这样的国家，其社会治理、“生活模式与秩序（社会文化）”由“教义”决定。